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際，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聯合主辦的“中國政法實務大講堂”專題系列講座再次走進高校，政法實務專家走上講臺，深入宣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實踐，協同培養卓越法治人才。根據此項工作安排，共和國首席大檢察官、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和二級大檢察官、最高檢副檢察長陳國慶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授課并與大學生互動答問，回應當代大學生的法治關切，深入探討中國法治問題。{p}清華大學法學院比較法學碩士研究生岳東冉：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當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中，落實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來如何繼續推動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工作？{p}張軍：非常感謝東冉同學。這是一個涉及法理的好問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國法治建設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國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從娃娃抓起，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引導和幫助青少年學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實，學校、社會、家庭都要承擔責任、共同努力，更加務實有效地加強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引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唯有運用、執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進國家治理。也只有將法治和德治緊密、有機結合好，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p}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司法實踐中，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司法機關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司法辦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動不僅符合法律規范，更建設培育社會主義道德水準，以司法引領、促進全社會道德建設，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生動實踐。{p}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檢察機關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和黨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責任，一個發力點是道德和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確保法治副校長有用有效。如何將紙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轉變為未成年人篤信、篤行的法律意識，引領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質，讓法治精神、傳統美德真正抵達孩子內心？最高檢領導躬身踐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張軍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為題，與北京市第二中學師生共話未成年人保護，北京16區的師生代表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在“云端”聽課。這已是張軍連續三年秋季開學季到北京二中講法治課，受到師生歡迎，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截至2020年9月，全國共有3.3萬余名檢察官在4.5萬余所學校擔任法治副校長。其中，有32個省級院檢察長，省級層面實現全覆蓋。針對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經從“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這一深刻變化，各地檢察機關積極組織骨干力量研發精品課程，創作動畫、動漫等未成年人喜聞樂見的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標準化課件庫，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講質效。疫情期間積極開展線上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宣傳，利用各種方式與學生展開互動，覆蓋面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各級檢察機關還立足檢察職能，在講好法治課的同時，積極回應學校需求，通過為學校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參與化解矛盾糾紛、開展臨界預防、參與校園周邊環境綜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進、強化學校以社會主義道德培育學生，協助學校解決安全隱患，共同創造安全和諧的校園環境。{p}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時，檢察機關高度重視在辦案中引領提升道德規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檢黨組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指出：“在司法實踐中，通過辦案來引領、規范社會行為，是司法機關應承擔的使命。檢察機關在履職過程中也應注重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促進形成全社會普遍認可、充滿正能量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更好守護公平正義、弘揚美德善行。”各級檢察機關在履職辦案過程中注重價值引領，促進全社會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通過辦案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導人民群眾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遞遭誹謗案”由自訴轉公訴，被社會各界認為是維護公民正當權益、落實民法典人格權保護的積極作為，彰顯出檢察機關維護網絡秩序、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自覺，同時也警醒世人：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同樣應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規定，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網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規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近日，“辣筆小球”仇某貶低、嘲諷衛國戍邊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同時，為維護英雄烈士的合法權益，在軍事檢察機關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檢察機關決定公益訴訟立案并開展調查。此前，江蘇省淮安市人民檢察院對當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譽權的民事公益訴訟。這些案件的意義重在從法律層面對當事人的侵權責任予以確認，引導全社會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實現了起訴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響社會面的良好效果。{p}清華大學刑事訴訟法學碩士研究生趙禹涵：您剛才提到，司法制度應充分回應社會需求。請問司法機關如何在“蛋殼公寓”事件、“O2O平臺爆雷”這樣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圍廣的事件中發揮作用，維護人民群眾合法利益，充分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p}張軍：謝謝禹涵同學。法科學生更應關注社會現實，在實踐中提升法律智慧。您關注的其實就是我們在司法實踐中高度重視的金融風險問題，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也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懲治力度的問題。對于防范金融風險，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多次進行專門強調。司法不能僅僅消極地受理、辦理具體案件，更要能動、積極地反映社會需求，在司法過程中，研究分析傾向性問題、社會治理問題之所在，以檢察建議、以典型案例引領向社會發出預警防治信號，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天氣預報’，促進防范各類金融領域的“黑天鵝”“灰犀牛”，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維護人民群眾在金融活動中的合法權益。這可以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p}2019年，最高檢結合相關辦案調研發現，當前查辦金融犯罪特別是涉眾型金融犯罪，不僅動用大量行政資源、司法資源和社會資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損失往往難以挽回，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為此，最高檢向中央有關部門發出了“三號檢察建議”，與相關部門一起強化源頭治理，促進有效監管精準跟上、落實，努力把違法犯罪風險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狀態。{p}習近平總書記就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檢圍繞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明確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懲罰手段，應抓小抓早，防微杜漸，通過辦案助力金融環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2019年6月27日，最高檢圍繞及時發現查處金融違法犯罪活動向中央有關部門制發了“三號檢察建議”，推動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強行政監管，強化源頭治理，努力把違法犯罪風險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狀態或者初始階段。{p}2020年1月，張軍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強調，要完善與金融機構、行業監管部門協同配合機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綜合施策，把依法辦案、追贓挽損、維護穩定結合起來，防止經濟金融風險演化為社會風險。{p}2020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在辦案的同時，堅持懲治結合，以懲促治，注重分析、研究、發現金融監管環節缺失等問題，為加強金融監管、深化治本舉措紛紛發出檢察建議，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貢獻檢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檢察機關通過精辦大案要案、制發檢察建議、加強理論研究、開展司法協作等方式，有力打擊犯罪、防控金融風險。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審查起訴800余件1500余人。{p}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師何挺：現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刑訴學界最關注的話題。從張軍檢察長2020年10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專項報告來看，該制度在全國的適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現在檢察機關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議被采納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斷變化過程中。請問，從該制度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您覺得適用比率多少是比較合適的？{p}陳國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期間，18個全國試點城市的適用率是50%。該制度全面實施之后，各地適用的比例確實不太一樣。有的地方適用率60％、70％，如重慶，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幾，最開始的時候差別確實很大。{p}檢察機關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體情況：當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緩刑案件比例都比較大，也就是說現在多數案件為輕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認罪的案件，所以是兩個80%。也就是說，80%以上的案件，只要認罪認罰都可以適用這個制度。其次，最高檢在2019年提出了一個70%左右的適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達到70%左右的適用率。這個適用率，基于上述兩個80%，是有科學依據的。{p}為什么各地差別比較大？關鍵就是看檢察官是否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做好工作。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在審查起訴階段實際上給檢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實、證據、法律及有關案例教育、引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這一工作，以前是訴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時，還須請律師參與、閱卷，共同協商，達成一致，對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與嫌疑人都予認同。同時還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諒解、認同。這些工作量大、事難。從認真貫徹國家法律、實現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別是履行好檢察機關職責的角度出發，最高檢提出適用率要達到70%左右。經過各地的努力，目標基本達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單月全國的平均適用率達到了80％，2020年以來平均適用率已經達到了85％。比較高的適用率是可以實現的，這是基于我國刑事案件的實際情況、結構，在司法實踐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標要求。{p}當然，我們也強調，適用的同時，要保證辦案質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質量上下功夫，特別是保證被告人自愿認罪，案件處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關于量刑建議采納率這個問題也比較復雜，檢察官提量刑建議也需要一個適應過程。比如盜竊、傷害等具體情況下具體分析量刑，確定刑量刑建議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強培訓，提高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水平能力。{p}經歷司法實踐檢驗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創新，豐富了刑事司法與犯罪治理的“中國方案”。新時代，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內涵更豐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與時俱進，期盼社會長治久安；司法機關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須遵循司法規律，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推動案件繁簡分流。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黨中央決定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著眼于提升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更著重于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p}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承擔主導責任，不僅是訴訟的承上啟下的樞紐和監督者，而且是罪案處理的實質影響者乃至決定者。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這項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國檢察機關刑事檢察工作會上，最高檢提出，到年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當月適用率要達到70%左右。70%適用率的目標，來自于司法實踐的支撐。辦案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比例達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趨勢。在這類案件中，絕大多數被告人85%以上一審宣判后不再上訴，認罪、認罰。對此類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簡案快辦、難案精辦的趨勢。{p}檢察機關在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強化與相關執法司法機關協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訴職能，切實履行指控證明犯罪主導責任；秉持客觀公正立場，該嚴則嚴、當寬則寬，確保依法準確適用；強化內外部監督制約，防范廉政風險；加強政治、業務建設，著力提升辦案能力。最高檢專門制作法治宣傳片，以淺顯、新穎的動漫形式闡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國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機關執法辦案管理中心循環滾動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動認罪認罰。{p}2020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專題聽取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對檢察機關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工作給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檢下發通知，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報告的審議意見提出十個方面28條貫徹落實意見，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對照審議意見和專項報告要求，有針對性加強和改進工作，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高質量、更好效果適用。{p}在各級檢察機關的努力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兩年來檢察環節適用率穩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超過85%，量刑建議采納率接近95%，一審服判率超過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個百分點。{p}清華大學法學院2020級法律碩士研究生莫野：針對目前日益頻發的家庭暴力問題，檢察機關采取什么樣的舉措來遏制這一現象，切實保護家庭關系中的弱勢方？{p}張軍：謝謝莫野同學的這個問題。家暴問題確實值得重視，現在不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檢察機關在辦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時，要從司法辦案引領促進和諧家庭關系建設、以檢察建議為保護家庭弱勢方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社會環境，預防相關違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一號檢察建議”，這是在認真分析檢察機關辦理的性侵幼兒園兒童、中小學生犯罪案件后，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第一份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圍繞“一號檢察建議”的落實，我們還會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與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職員工入職前查詢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制度，探索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督促和支持起訴、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中均予采納。目前，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別強調檢察機關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依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要沒完沒了督促“一號檢察建議”、強制報告、入職查詢、從業禁止等措施的落實，不讓“大灰狼”進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間，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p}當前，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生活壓力與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現出多樣化和持續化的特征，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檢察機關在妥善辦理相關案件的同時，也在積極加強與有關方面協作，共同完善社區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預警分析、社區調解等制度，以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爭取將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決在萌芽狀態，促進社會治理。{p}2018年10月19日，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一號檢察建議”。這是歷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檢直接向國務院組成部門發送的檢察建議。“一號檢察建議”發出后，全國檢察機關與教育主管部門聯合進行實地督導、明察暗訪，檢查中小學校、幼兒園3.86萬余所，監督整改安全隱患6600余個。最高檢會同教育部赴8個省區市進行督導，有力推動了校園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實。2019年，媒體曝光的幾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實最高檢“一號檢察建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再次凸顯。對此，最高檢態度堅決，強調“一號檢察建議”要“沒完沒了”抓下去，以此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的落實。幾年來的司法實踐表明，“一號檢察建議’已成為撬動檢察機關開拓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重要杠桿，成為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的重要牽引。{p}在沒完沒了抓“一號檢察建議”的同時，最高檢通過辦案聯合相關部門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和入職查詢制度，并推動這兩項制度“入法”。{p}2020年5月7日，為完善機制，及時干預，嚴厲懲治、有效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推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最高檢與國家監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門會簽下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強制報告意見》明確規定，國家機關、法律法規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各類組織及法律規定的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p}近年來，全國各地發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員持續性侵學生案件。各地檢察機關經過探索實踐，證實開展入職查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發布《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查詢意見》明確規定，中小學校、幼兒園新招錄教職員工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在授予申請人教師資格前，應當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對具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得錄用或者不予認定教師資格。《查詢意見》還明確規定了入職查詢范圍、適用入職查詢的人員范圍、查詢方法、查詢結果的應用及追責等，從源頭上把“大灰狼”擋在校園之外。{p}2020年10月，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審議通過。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把近年來最高檢會同相關部門力推的“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相關機制以及禁止脅迫、引誘、教唆未成年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檢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并賦予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保護更重責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行使檢察權，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等依法進行監督。{p}2020年12月，作為未成年人領域“兩法”之一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頒行21年來首次大修，明確強調人民檢察院通過依法行使檢察權，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進行監督。{p}2020年12月，最高檢下發通知，決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這標志著全國檢察機關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將由分散辦理平穩過渡到統一集中辦理，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學的司法保護。{p}清華大學公訴人班碩士研究生、遼寧省本溪市平山區檢察院檢察官劉強：為切實保障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優化營商環境，最高檢最近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對一些涉訴企業作出了相對不起訴的決定。關于單位犯罪的相對不起訴制度，檢察機關未來還有哪些探索，為優化營商環境、服務大局作出更大的貢獻？{p}張軍：劉強作為“檢察官同學”提到的單位犯罪、對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等問題很重要，最高檢正在一些地方開展企業合規檢察制度試點，對企業經營中的違法犯罪建立起依法從寬的規范制度，并與專家學者、律師等共同審慎地向前推進。我們計劃試點結束之后再繼續擴大規范適用范圍。{p}我國憲法明確規定，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補充”。司法機關應當審慎對待每一個涉民營企業刑事案件，充分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如果企業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經營中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應當依法追究，讓其付出相應代價，但是“穩企業、保就業”應當在依法辦案的同時，注重盡量不要讓這個企業垮掉。對于民營企業來說，企業負責人很關鍵，如果不審慎對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實刑可判緩刑，捕了、訴了、送進監獄，這個企業很可能就會垮掉，影響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業，還會影響當地的發展穩定。依法不捕、不判實刑，在依法辦案前提下，采取從寬的辦案方式，同時嚴格對企業進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現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檢察機關在組織試點。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起與企業合規制度相融的檢察工作制度，以豐富的檢察實踐，助力刑事追訴立法、司法、執法不斷健全完善，適應經濟社會更好、更穩、更高質量發展。{p}民營企業創業艱辛、發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視法治的呵護。最高檢特別提出，檢察機關要當好服務保障民營經濟發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兩組辦案數據體現檢察機關對民營企業的厚愛：依法從嚴懲治危害非公經濟發展的犯罪，起訴侵害非公有制經濟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從寬處理非公經濟人員經營環節的犯罪，不捕率較總體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個百分點。{p}嚴管又是如何體現的？檢察機關在辦理涉民營企業案件時，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就提出適用緩刑的建議”。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續工作就應當跟上：誰來促進、檢查落實涉案企業自我規范、守法合規經營？而不是簡單的“案結事了”，經營中的違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稱的極低成本。如果這樣，對所有嚴格合規經營的企業而言，是不公平的，實質是不正當競爭，也無助于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在這個大背景下，為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年3月，最高檢啟動涉案違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訴、不判處實刑的企業合規監管試點工作，并確定上海市浦東新區、金山區檢察院，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寶安區檢察院，江蘇省張家港市檢察院，山東省郯城縣檢察院為試點單位。目前，最高檢還對此專設指導組深化研究、加強指導，積極探索、努力推出既體現從嚴司法，讓違法犯罪付出應有代價，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訴成本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合規制度，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p}清華大學法學院2019級刑法學碩士研究生馮夢迪：公開聽證有助于化解矛盾糾紛。最高檢出臺了《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各地檢察機關正在按規定開展這項工作，但也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問題。檢察機關在這方面還會有哪些新探索？{p}隨著社會公眾對司法公開、公正的預期和要求越來越高，以及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已經成為司法機關的工作目標。檢察公開聽證讓當事人“說話”，讓各界人士參與，大大提升司法辦案的公開度、公正度，著力化解糾紛矛盾，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p}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開聽證申訴案件，清華法學院的張建偉教授作為聽證員參與、有力支持了這次聽證。這起聽證案件的效果很好，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業欺詐還是刑事詐騙的當事人申訴案件。申訴人堅持主張起訴欺詐人，當地檢察機關認為證據還不夠充分，當事人便從基層檢察院一直申訴至最高檢。我作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開聽證，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結事了，當事人雙方各自盡到了法定義務，企業重新恢復活力。如果這起案件在基層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訴決定時就進行公開聽證，可能就避免了當事人踏上為期三年的申訴之路。由此，公開聽證的必要性充分凸顯，該制度的優越性也充分顯現。{p}目前，最高檢要求檢察機關要堅持“應聽盡聽”，將聽證工作覆蓋“四大檢察”“十大業務”，保證聽證工作規范、有序開展，努力提升檢察辦案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p}新時代，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一段時間的檢察實踐表明：檢察聽證已成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治理、落實司法為民、提升檢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實現辦案“三個效果”有機統一的重大舉措和有效途徑。2020年以來，張軍、童建明、張雪樵、陳國慶等最高檢領導，率先垂范，帶頭主持公開聽證。各級檢察機關也普遍開展公開聽證工作，檢察長帶頭主持公開聽證，推動這項制度進一步落實。{p}據統計，對一些存在較大爭議或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全國四級檢察機關的檢察長帶頭，以公開聽證形式，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區居民等多方參與。通過持續努力，檢察機關信訪形勢明顯好轉，全國檢察機關共接收群眾信訪92.7萬件，同比下降4.3%；重復訪比例27.3%，同比減少3.1個百分點。{p}2020年10月，最高檢發布《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檢察機關以聽證方式審查案件工作。《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召開聽證會的案件范圍，即檢察院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擬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民事訴訟監督案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公益訴訟案件等，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等方面存在較大爭議，或者有重大社會影響，需要當面聽取當事人和其他相關人員意見的，經檢察長批準，可以召開聽證會。檢察院辦理審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實評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是否具有社會幫教條件的，可以召開聽證會。{p}2021年1月召開的第十五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要求，檢察聽證要實現“四大檢察”“十大業務”全覆蓋，各級檢察院、各業務條線都應結合辦案實際，做到“應聽證盡聽證”，倒逼檢察監督辦案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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